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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纳克政府上台后，似乎有意对此踩一脚刹车，这个意愿也体现在克莱弗利的演讲中。苏纳克的新综合外交和国防政策将中国称为“划时代的挑战”，而不是前任特拉斯定位的“威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回调，虽然比较有限。

　　　　按照行程安排，马英九一行将参观大疆、腾讯、比亚迪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工程——港珠澳大桥，瞻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参观孙中山先生故居纪念馆与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等，参访中山大学并与师生交流……

　　　　坦率地讲，“脱欧”之后的英国在追随美国并配合其全球战略方面走得过头了，都让人快忘了它是一个有着独立主权和独立国家利益的国家，这没有给它带来期望中的影响力和大国地位，反而是竞争力的不断消耗和缩水。一个典型例子是，在伦敦金融城最新发布的年度报告中，伦敦首次失去了全球顶级金融中心的唯一领先地位，与纽约并列第一，这也是伦敦历史上第一次没有在榜单上独占鳌头。紧抱美国大腿，失去的却是更广阔的天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英国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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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报》指出，2002年10月，五常市红旗满族乡东林村村委会与哈尔滨祥合缘饮食有限公司违法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发包国有草原。2017年4月底，村民受祥合缘公司指使，违法开垦草原种植水稻。五常市委、市政府存在对破坏生态环境事件处置不力，时任五常市委书记张希清，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中新社北京5月15日电 (记者 张素 梁晓辉)呼格案、张氏叔侄案……15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30周年时发布相关典型案例，让这部走过30年的法律又一次受到广泛关注。

　　国家赔偿法是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的重要法律。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法律法规政策零星规定了国家赔偿的内容，如司法部曾颁布关于冤狱补助费开支问题的答复。直至1994年5月1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国家赔偿法，中国国家赔偿制度才正式建立。这部法律也被视为“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飞认为，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是宪法庄严承诺的兑现；国家赔偿制度的构建，是保障人权、规范公权力行使的制度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1995年1月起，各级政法机关依法受理国家赔偿申请。据统计，1995年至2023年，全国法院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31.8万件，其中司法赔偿案件9.9万件，决定赔偿金额75.35亿元人民币。

　　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看来，30年间，国家赔偿权利救济功能的发挥有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执行力。特别是呼格案、张氏叔侄案、聂树斌案等一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刑事冤错赔偿案件得到依法及时赔偿，国家赔偿法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充分彰显。

　　国家赔偿具有权利救济和规范职权行使双重职能，国家赔偿法也专门规范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责任承担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赔偿制度的权力监督功能不断发挥作用。

　　数据显示，中共十八大以前，法院每受理1.5万件案件，就有1件因违法或错误造成损害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中共十八大以后，降低到每受理3.4万件案件，1件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赔偿责任。有评论认为，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国家赔偿案件成效明显。

　　5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办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30周年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会上指出，30年来，法院依法履行国家赔偿审判职责，“在平冤理直、纠错正偏、保障人权、修复公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面向新时代，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在会上表示，检察机关要“促进当赔则赔、应赔尽赔”。同时，要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切实防范和纠正侵犯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从源头减少国家赔偿案件发生”。

　　除了加强法律的实施，在颁布30周年的时间节点，国家赔偿法正迎来修改完善的契机。

　　目前，修改国家赔偿法已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国立法机关表示，将扎实做好国家赔偿法修改工作，为开创全面依法治国新局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马怀德称，新时代国家赔偿工作还存在一定不足，比如国家赔偿纠纷解决机制还不够畅通、国家机关执法体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等，需要“加快国家赔偿法的立法修改和配套工作”。

　　刘飞建议进一步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改革审判形式、增加监察赔偿，为人权保障与公权制约提供更为全面可靠的制度保障。(完) 【编辑:刘阳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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