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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简称“北生所”）所长王晓东看来，当下中国科研经费管理体制陷入的困境，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底层逻辑：科研的自主权到底该给谁？

　　　　作为澳大利亚葡萄和葡萄酒协会的董事会成员，安戈夫还表示，该协会正在向澳大利亚政府申请一项价值8600万澳元的“复苏计划”，包括给葡萄园主的扶持资金3000万澳元，用于支持出口的3600万澳元以及国内营销活动的2000万澳元。

　　

　　中新网北京5月16日电 (记者 张蔚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6日主持例行记者会。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薛伟 摄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昨天在东京与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会见，谈到日本与台湾的人员交流。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汪文斌：关于台湾地区对外交往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应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我们敦促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有关原则和精神，以实际行动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同台湾保持民间和地方性往来的承诺。(完)

【编辑:田博群】

　　　　近日，中纪委网站刊发题为《欲壑难填 终陷囹圄》的文章，对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闫学会严重违纪违法案进行剖析。

　　　　这种“雇佣军模式”带来的直接副作用是：项目选择方向的失衡和错位。站在科研单位角度，其对主要领域的发展方向和路线选择缺乏决定权，自身也没有足够资源布局。“有时单位想上的项目没有被批准，不太想上的反而被批准了，感觉项目能否被批准有相当大的随机性，所以干脆就把所有想做的、不想做的，着急的、不着急的项目都一口气报上去，看哪个能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础研究多年来的经费使用效益低下，因为选题并不是最好的，只能出小成果，出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前述基础研究所所长说。